1959年春天，北京的柳絮刚刚飘散，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周士第突然从紧张的工作中消失。军中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周部长去治旧伤了。”这并非普通的病假，而是他主动提出“离职休养”的开始。大家都感到震惊——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常盈股票，曾是铁甲车队的功勋成员，也曾担任八路军120师的参谋长，按资历足以跻身元帅行列，但他为何仅做了四年上将便淡出中枢？
要了解背后的原因，得回溯到35年前的广州。1924年夏，孙中山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奔波。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新生刚刚报到，年仅21岁的周士第正是其中之一，他从琼崖来到广州。这一年，周士第因成绩出色被选入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，这个车队表面上归孙中山领导，但其实由中共直接控制，是党掌握的第一支成建制武装力量。周士第就像一块尚未成型的钢铁，在这场锤炼中逐渐成材。
1925年10月，周士第首次上阵，车队的50多人奉命支援省港罢工纠察队，结果遭到千余名陈炯民残部的围攻，还有敌方双翼机的压制。弹药所剩无几时，周士第冷静地指挥道：“分成几股突围，死也要冲出去。”最终，车队突破重围，带着伤员撤回，只剩下三十多人。香港报纸称赞他们勇敢无畏，而毛泽东在农讲所讲到这场战斗时，称其为“敢打硬仗，有骨气”。这次战斗让周士第身负重伤，也使他迅速升职，成为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。
两年后，北伐军行进至河南，蒋汪“分共”风声四起。周士第率领73团驻守前线，当时传来一封“留下观望”的暗示，师长李汉魂表示，张发奎希望他不要站在共产党一边。周士第坚决拒绝：“反共是死路。”据警卫回忆，他把电报拍在桌子上，桌角裂开了一条缝，这样的决绝态度，成为南昌起义的前兆。
展开剩余72%1927年8月2日凌晨，周士第带领部队抵达南昌，获任为35师师长。起义失败后，他流亡至香港、南洋，期间因患疟疾几度濒危，且与党失联。1929年，他重回香港并被第三党吸纳，外界一度猜测他背叛了革命。然而，聂荣臻在秘密接触时，周士第直言：“我不反党，事实自会证明。”随后他入狱、被判死刑，但幸运获救，并始终守口如瓶。这段经历使得中共中央在1934年接纳他复职时，特别追溯其党龄至1924年，这一礼遇此前只授予贺龙等少数几人，显示出党对他的深厚信任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周士第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参谋长。徐向前曾评价他：“周参谋长最大的本领，是把杂乱无章的情报整理成一张清晰的图纸。”120师正处于晋西北与日伪军激烈交战的前线，面临着粮草短缺和交通受阻的困境。周士第提出三条应对策略：一、修建隐蔽的交通网络，将山中的独立村落连成一张大网；二、翻修废弃的驿道，为夜间行军提供通道；三、通过伤病民夫分散运输粮草。虽然这些看似小事，但却为重要战役提供了关键支援。他还编写了《小股兵力破碉堡手册》，内容生动实用，士兵们称之为“接地气，好记管用”。
1944年，周士第因肺病加重被送往延安。毛泽东探访时嘱咐他：“好好养病，留力长远。”周士第回答：“还能再干二十年。”然而医生私下摇头，因他的肺叶已经纤维化。抗战胜利后，尽管身体状况不佳，周士第依然请缨重返前线，在晋北战役中，身患高烧的他坚持在指挥所指挥作战，参谋们回忆道，他把止咳药片放在舌下，整张地图上常能看到药片洇出的痕迹。
解放战争的大决战阶段，周士第因健康原因逐渐转为二线工作，负责筹备训练和整编俘虏部队。1949年春，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时，他被派往接管国民党军校档案，短短十天时间，他整理出了三册《应接收高级军官名册》，避免了数百名技术军官的流失，这成为他在“隐蔽战线”上的最后一战。
1955年，周士第获授上将军衔。当讨论是否授予他元帅时，彭德怀评价道：“资历够，但身体不支，怕难挑重担。”最终，周士第被列为上将。在授衔仪式上，周士第默默站立，胸前的勋表垂至肋部，但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反而将军帽压得更低。担任训练总监部后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军外训练工作，制定了《民兵军事勤务条例》，并设计了山地、丛林和河谷三套标准教案。新中国初期基础薄弱，这些文件后来被扩展为《民兵技术训练大纲》，并沿用多年。
然而，周士第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。爆炸伤害导致的双耳剧痛，胸腔中的弹片常常在寒冷的空气中引发咳血。1959年，他向上级提出辞职报告，写道：“我的劳动力所剩无多，离开岗位或许能避免拖累事业。”批准电报当天，他整理了书桌上的文件，按绳子捆好所有的作战图纸。警卫提醒他：“这些都是机密。”周士第淡然回答：“存档，供后人研究。”
退役后，周士第住进了西山疗养院，开始整理自己早年的战斗笔记，尤其是南昌起义、闽粤战斗和晋绥战场的经验。这些笔记中不仅记录了枪声，还有被忽视的补给线、山地交通以及情报网络的运作方式。史学研究者们曾指出：“他写的东西，能直接拿去当一线部队教材。”然而，由于健康问题，他始终未能完成所有的手稿，尽管他已经写下了《铁甲车队始末》和《晋西北交通线概述》等重要文献。
1979年6月，周士第在北京病逝。官方的讣告简明扼要，但却无法全面覆盖他一生中的起伏与坚守。学者们注意到，黄埔军校第一期中，像他这样曾接受党直接领导，并在多方势力中坚持底线的将领并不多；在晋绥战区，既能掌枪又能动笔的参谋长更是稀有；建国后，具备元帅潜力却主动隐退的高级将领，周士第几乎是唯一。军史学界给予他简短而精准的评价——“战略参谋型将才”。虽然他没有在勋表上增加更多的金光，但他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野战后勤和民兵训练体系，成为了国防教育的基石。周士第的名字未随他离职而淡出，他的手册、方案和笔记，仍在各类训练和教材中继续发挥着作用。这或许正是他早早选择从权力核心退去的真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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